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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高质量发展——青岛：打造“双创”人才摇篮******

　　12月20日，2022青岛国际人才创新创业周（以下简称人才周）暨第二十二届中国青岛蓝色经济国际人才暨产学研合作洽谈会（以下简称蓝洽会）拉开帷幕。

　　以“聚才聚力、创赢未来”为主题的“人才周”“蓝洽会”，聚焦智能家电、海洋装备、智能制造装备、精密仪器仪表等青岛市24条重点产业链，设“招才引智、创新创业、平台赋能、峰会论坛、人才赛事等”六大板块，共30余项活动，搭建起更高层次对外开放、交流合作的平台，更好地实现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技术链的“四链”融合发展。

　　这是青岛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加强人才国际交流的创新之举。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刘传华说：“当前，青岛市正处于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建设上合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家战略交叠期，创新搭建‘聚才聚力’综合平台，优化人才发展生态，推行‘一站式、市场化、无感化、定制化、国际化’‘一式四化’人才服务新模式，加快汇聚更多优质‘城市合伙人’和创新创业要素，以人才引领产业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聚焦产才融合新模式

　　“在青岛高新区创办公司至今一年多来，我们自主研发的‘光伏储能系统’项目成果主要为海外客户提供用户和工商业储能系统解决方案。目前，已在中东、东南亚和非洲等市场布局。”青岛蓝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立霜高兴地说，“这离不开青岛高新区为企业提供创业资金等很多政策方面的扶持。”

　　“产业集聚人才、人才引领产业”。2022“人才周”“蓝洽会”为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注入人才新势能，助力青岛实体经济和海洋城市高质量发展。刘传华介绍，围绕“产业链+人才链”融合发展思路，举办“2022国际计算智能论坛”；发布启动青岛市“揭榜挂帅”数智对接平台2.0版，设立“需求榜单”“成果榜单”，解决供给与市场需求不对称难题；与武汉大学、天津大学等共建“双一流”高校校友联盟，搭建“高校校友朋友圈”“创新创业生态圈”；开展“云聘马拉松”直播带岗活动，打造集人才招聘、政策宣传、企业展示、城市推介“四位一体”的沉浸式招聘场景，从云端向青年人才发出邀请。

　　在青岛，“双创”人才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550余家，有效丰富了青岛的人才、技术、智力要素供给。24条产业链的100家企业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汽车产业、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

　　跑出“以赛引才”新赛道

　　前不久，青岛天仁微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工商信息变更，新增前海母基金、深创投、山东财金等股东。7年前来青岛创业的冀然博士自豪地说：“我们专注于纳米压印设备与全套解决方案的研发与产业化，今年5月总投资约2.5亿元的‘天仁微纳’总部项目在青岛未来科技产业园区奠基，进入了新发展阶段，这得益于青岛市为‘双创’人才量身打造的多层次‘双创’赛事。”

　　“通过以赛引才、以赛选才、以赛聚才的形式，青岛发挥创新创业大赛杠杆效应，面向高层次人才发出‘英雄帖’‘召集令’。”刘传华表示，青岛市为重点项目大赛提供定制服务，首次认定100个市级重点招才引智项目，建立“项目吹哨、专员报道”机制，提供“帮办代办、快办特办”服务，已为创建国家高端智能家电制造业创新中心、海信产值倍增计划等重点项目制定专项支持政策19项，提供重点项目专员帮办代办服务568人次，协同项目招引人才6.6万余人。

　　“新锐青岛”系列大赛三年来，有67个“双创”项目已经落户，总投资额3.97亿元，遴选出的“智能无人仓整体解决方案”等26个项目已与企业达成合作，并投入量化生产。

　　赋能人才发展全链条

　　许多人才在办理各种事项时，或多或少遇到因为流程繁琐、材料复杂等问题影响办事效率、降低服务好感。

　　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刘传华介绍，青岛创新打造网上办事大厅，推行人才服务“网上办”“移动办”和关联事项“一事全办”。目前，61个事项实行“一网通办”，30个事项实行“移动办”，今年已服务用人主体近3.1万家、50多万人次。

　　“为解决人才服务事项窗口太多、事项分散的问题，创新打造了‘人才服务一件事’联办平台，实行‘一口进、一并办、一网通’，实现减材料47%、减时间80%。”青岛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董海波说，为实现与人才的“双向奔赴”，青岛市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营造人才安心立业的最优生态，编制发布了“一站式”人才服务清单，建立“第一响应人”机制、“一口受理、并联办理、闭环管理”运行机制和“区市和行业人才服务责任考核机制”，全市“双创”人才服务需求即时受理率、按时办结率均达到100%。（本报记者 王健高 实习记者 宋迎迎 通 讯 员 解春慧 王培玉）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